三月二十五,尚书令、检校河南尹、辽东抚慰大使、齐王杨暕率军抵达怀远镇。
宇文述、郭荣、李景、薛世雄、崔弘升五位大将军联袂出迎。
依照圣主诏令,齐王在东征统帅部的官职是辽东抚慰大使,实际承担的是监军职责,并参与机要,参与决策,另外齐王还有统兵权,有战场指挥权,如此一来,在圣主没有亲临指挥的情况下,东征统帅部的权力分配就复杂了,这让远征军的正副统帅宇文述和郭荣头痛不已,倍感棘手。
齐王身份尊贵,是圣主唯一的嫡皇子,虽然至今未能坐上储君的位置,但皇统之争的内幕只有权力高层知道,在大多数人的眼里,齐王就是太子,就是中土未来皇帝,再说如今他因开疆安东有功而荣升内史令,进入中枢核心层,明显就是圣主在有意栽培,由此向外界传递的讯息是,圣主正在为他入主东宫铺路,只待时机成熟,必定一飞冲天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
齐王的目标也是如此,他要入主东宫,要成为中土之王,为此他要赢得父亲的信任和器重,但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,若想化解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,不但需要时间,更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对国家、对父亲的无限忠诚,而开疆安东的成功给他指引了一条道路,那就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,为国家舍生忘死,为父亲排忧解难,于是打赢第三次东征,就成了齐王必须征服的高峰,只能成功不许失败。
齐王雄心勃勃而来,但他并没有盲目自大,亦不敢忘乎所以,政治上的重大挫折,还有这几年困窘局面下的“左冲右突”,让他饱受锤炼,各方面都迅速成长起来,这从他果断放弃联合飞狐叛军夺取燕北控制权,就能看出来他在政治上的成熟。
站在齐王的立场来说,如果他与安州的李风云、飞狐叛军里应外合,在长城内外形成三方呼应之势,以此来胁迫圣主和中枢做出妥协和让步,公开走上与圣主对抗之路,实际受益的并不是他自己,而是举着他的大旗行不轨之事的那帮居心叵测者,他的未来依旧不确定,甚至更悲观。李风云的“画饼”很可能是毒药,不但不能“充饥”,反而会害死他,既然如此,为何还要以损害国祚大利,甚至以危害统一大业来为居心叵测者谋利益?
同一件事,立场不同,看法、观点和利益权衡亦是大相径庭,李风云、李子雄和李浑所要谋取的,认为有利可图的,并不一定就是齐王所需要的,对齐王有利的,所以两者在同一件事上所采取的对策完全不同。
在东征这件事上也是一样,看上去大家利益一致,都要赢取东征的胜利,但齐王谋取的是灭亡高句丽,是开疆拓土的功业,是自身利益,为此不惜一切代价,当然牺牲的都是别人的利益;宇文述和郭荣谋取的是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战果,是否灭亡高句丽不重要,重要的是必须确保三年东征所获得的远东霸权,是国祚利益,所以此仗只要逼迫高句丽投降就行了,根本不需要打得鲜血淋漓,损兵折将,毕竟第三次东征是政治需要,伤筋动骨划不来,而即将爆发的南北战争才是军事必须,才是倾尽国力的一战,为此必须最大程度保存卫府现有实力;至于李景、薛世雄和崔弘升,他们做为卫府统帅和豪门贵胄,要兼得军方和家族利益,所以他们的立场是保守的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能够灭亡高句丽最好,若条件不具备,那就退而求其次,不败就行。
正因为各方对东征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,导致统帅部高层在攻击之策上再度发生激烈争论。
齐王在认真听取了东征准备工作以及统帅部初步拟定的攻击之策后,当即提出质疑,“安东军在哪?李平原在哪?为何在你们的攻击部署中,没有安东军的身影?”
宇文述、郭荣面无表情。李景、薛世雄神情严峻,目露厉色。崔弘升目光游离,不知想什么。
齐王知道白发贼的真实身份,正因为如此,他才被李子雄和韦福嗣说服,与秘密合作,结果短短时间内,他就获得了自己所需要丰厚的回报,然而,这个回报不符合李风云的利益,与李风云的预期背道而驰,于是两人“分道扬镳”,李风云不想被齐王所拖累,齐王亦不想被李风云所裹挟,两人的秘密合作随即中止。
但是,圣主不知道两人“分道扬镳”了,即便知道也不相信,为防患于未然,理所当然要想方设法打击两人,而这正是圣主诏令齐王和李平原参加第三次东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齐王对此当然一清二楚,他的对策很简单,充当打击李平原的急先锋,只要重创乃至消灭了李平原,他不但帮助圣主铲除了隐患,还向圣主证明了自己的忠诚,可谓一举两得。
只是,眼前事实告诉他,他的愿望可能落空,东征统帅部根本不愿接纳安东军队,甚至在攻击部署上,都没有考虑安东军队,这说明什么?说明安东军队可能不来怀远镇了。
李平原是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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